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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证人保护法律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公检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，但这些法条过于原则、笼统，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。比如，证人是由专门的保护机构保护，还是在诉讼的不同阶段由公检法三家分别保护：是事前或事中保护，还是事后保护等都缺乏法律依据。
“假如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决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，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！”电话那头，肖敬明的声音哽咽了。两年前，他为一起刑事案件作证，之后他遭到报复，不得不东躲西藏，四处流亡。
目击凶案
肖敬明是贵州人，原本在浙江省宁波市开个小店，一家4口虽不富裕，却也幸福温馨。两年前一件偶然的事，彻底打破了他宁静的生活。
2006年7月14日晚，肖敬明外出办事回来，看到家门口有几个人在打架，其中有他认识的同乡。“他们有人拿着刀子，有人拿着棒子，不一会儿就看到有一个被打伤，有一个倒在地上。我就赶紧打了120急救电话，并报了警。”
警方赶到后，几个犯罪嫌疑人都跑了，只剩下倒地的吉林人赵喜扬。经医院抢救无效，赵喜扬于第二天凌晨死亡。后经法医鉴定，赵喜扬系钝器打击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。
同意作证
事后警方找现场的人了解情况。由于当时看见整个过程的就肖敬明和隔壁的一个安徽人，但作案的是贵州人，他不认识，所以真正的目击证人就只有肖敬明了。
摆在肖敬明面前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：如果出来作证，这些都是他的同乡，还有些沾亲带故，再说那些“混混”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，确实惹不起。”
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肖敬明最后答应作证，但前提是警方能够为他严格保密。“当时他们很痛快地答应了，拍着胸脯保证说没问题，我才敢把事实说出来。”
接下来，肖敬明一五一十地向警方说明了案发经过，也说了行凶者龙守莹住的地方，并动员老婆也向警方作证。当天晚上，警方在龙守莹家守候，迅速将其抓获。
举家逃亡
为警方作证后，在逃的几个犯罪嫌疑人一直让肖敬明放不下心。
终于，让肖敬明害怕的事还是来了。他说，几个月后，在逃嫌疑人钱义就直接到他店里，责问为什么要举报他们，还说民警在审讯的时候跟他说，是老乡举报的。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2006年12月，龙守莹死缓判决书上写了他和老婆的名字，他们说了什么话，白纸黑字也写得清清楚楚。
随后，肖敬明给办案民警打电话，问他们为什么不守诺言。得到的答复是，泄露作证消息的不是公安方面，是法院要求必须实名举证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
当时肖敬明的儿子刚满月，他越想越害怕，他觉得宁波是待不下去了，迅速将当初投资了几万元的小店以5000元的价格脱手，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踏上了火车，去投奔在北京打工的妹妹。
漂泊异乡
快过年的时候，肖敬明想回老家，却接到家里人的电话，说龙守莹的同伙正四处打听他的下落，千万不能回家。
这个春节，肖敬明一家只能在外漂泊。他身上的钱很快用完了，在北京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只能打点零工，根本养活不了一家老小。
女儿还等着上学，儿子嗷嗷待哺，肖敬明真是要被逼疯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打电话向办案民警求助。肖敬明说，办案民警曾到北京来看过他，对他们目前的艰难处境也很同情，并建议肖敬明回老家，他们跟当地公安局说一声，保护他们的安全。
“我不敢再冒险了，他们能保护得了我一时，不能保护我一世。”肖敬明说，当初作证不是为了钱，只是想尽一个公民的义务，但谁又能想得到，政府部门会说话不算话啊。
如今，肖敬明觉得最对不起的是10岁的女儿。当时，女儿已经上二年级了，学习成绩很好，可现在却辍学在家。
救济之缺
肖敬明协助警方破获凶杀案，结果却惹祸上身，这到底是谁的错？
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透露，肖敬明出现困境后，确实多次向该局致电求助，民警也曾经与法院沟通，希望在判决书中不要出现证人的名字，但法院认为，作为主要证人，其姓名不能用化名或者隐去，否则难以体现司法公正。
其实，法院的做法也是有根据的。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、被害人和被告人、辩护人双方讯问、质证，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但证人的安全该如何保护？《刑事诉讼法》虽然也有规定：“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。”但怎样保障？如何保障？实践中无法操作。
对此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表示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律，散见于一些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事实上很难对证人起到保护作用。
“其实，我国亟需一个公检法联动的证人保护机制。”
据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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